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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江讲经宝卷

  靖江讲经的来源

  靖江讲经是靖江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,讲经的“经”称为《宝卷》,是从唐代变文而来,变文是一种佛教俗讲,即将佛具里的神变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出来。它是传播佛教教义的有效手段,也是中国最早的说唱文学。《宝卷》传入靖江约于元末明初,到了清代,经过讲唱者——“佛头”的不断口头加工,已发展到基本定型阶段。靖江讲经以纯粹的靖江吴地方语言流传于世,并自成体系,独具地方特色,是我国古代宝卷至今唯一还在民间以“做会讲经”形式讲唱、传承的“活化石”。

  靖江讲经的内容

  靖江讲经以《宝卷》为基本内容。《宝卷》可分为“圣卷”、“草卷”和“科仪卷”三类。

  “圣卷”,也叫“大卷”,讲的是菩萨的凡间身世及期修行成佛的故事,比较流行的有《三茅卷》、《大圣卷》、《梓童卷》、《地藏卷》等十多部。

  “草卷”,也叫“小卷”,是“佛头”根据旧小说或其他讲唱文学改编的世俗故事,有《罗通扫北》、《五虎平西》、《薛刚反唐》等几十部。

  “圣卷”是正宗的《宝卷》,内容虽然是在宣扬菩萨,但已掺入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,且故事曲折,情节生动,语言又是地道的靖江方言,有浓厚的乡土气息,这就淡化了宗教色彩,增加了地方曲艺性和文学性。

  靖江宝卷的来源

  靖江宝卷是中国明清时代盛行的讲经宝卷的一部分,既受南北方讲1化的影响,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地方特色,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,融佛教俗讲与民俗、民谣、传说故事于一体的靖江宝卷。宝卷是做会的“副产品”,正是有了民间信仰的做会,才有用于“做会”的讲经宝卷,所以,研究靖江宝卷的起源,必须先探讨靖江做会的起源。明代民间宗教的做会是很普遍的。既有佛教的民间活动,也有民间道教的做会,更多的是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的一般信众。明代民间宗教的讲经做会在全国很普遍,靖江也不例外,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就出现了。1990年8月靖江马桥出土的明嘉靖间刘志真墓中,有一张《冥途路引》,是朱刘氏嘉靖十八年(1539)三月二十六日做会时发给的“随身执照”。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靖江民间做会的最早的实物。朱刘氏名志真,生于明成化元年(1465)十一月十二日,卒于嘉靖二十九年(1550)七月十九日(据墓中《明故朱母刘孺人墓志铭》),活了八十六岁[①]。这张“随身执照”填写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,时年七十五岁,距去世尚有十一年。从发掘时拍摄的照片中,可以约略看出明代当时民间宗教做会的大致内容[②]。这张《冥途路引》的全称是“州府□山流传冥途路引”,厚皮纸,版刻刷印,名姓、日期为手填。虽破损严重,仍能看出主要内容。大意是说众生男女受富贵名利迷惑,“不信天堂地狱”之说,宰杀猪羊鸡鹅等,堕入汤镬、碓磨、拔舌地狱,“饮浓血食,受大捶楚,永无出期之日”,“普劝善男信女,思地狱苦,发菩提心,持斋念佛”,“信女刘氏,词称名属乙酉十一月十二日……志诚虔心”“赍此文引前诣冥途诸王殿下,比对生前所除罪目,改录善功……乞判人天之善道,今比丘三宝敬依,永世不脱人身。……善男信女遵佛泽流通,无令懈怠,有所公据……。”“右给付随身执照”。下标做会时间,最后是释迦牟尼的画像。

  这张《冥途路引》,是当时靖江民间宗教做会讲经的产物,所做的会也即后来靖江讲经中的明路会。其证有三:

  首先,冥途路引,意即冥间路途的导引。也即进入西方天堂的凭证。对于死去的人称为冥路,而对活着的人称为明路,意思是相同的。这就如同陪葬的冥器,人们习惯上称作明器一样。朱刘氏在七十五岁活着时做的会,不可能叫“冥路会”的,而应该就是“明路会”或“延生明路会”。这张《冥途路引》就是民间宗教常见的“天宫挂号”的奏表,或称“查号合同”,做会时一式两份,一份在会后烧掉,等于送上天宫挂号标名,一份自己保存,是自己死后进入冥界的“随身执照”,这是当时明路会所做的留着日后升天用的“凭证”。

  其次,从后来靖江宝卷的资料,也可以看出二者内容是完全相同的。靖江所做的明路会叫“延生明路会”,现存有两种宝卷:《升天宝卷》、《篆香庆寿开关》都是做明路会时用的。这两部宝卷都是为老年人延生祈福用的。《升天宝卷》里说:“明路善人西方去,佛国里面去安身。西方有座琉璃阁,金阁银门昼夜开。阿弥陀佛来接引,接引善人坐莲台。此处就是安身处,万古千秋伴如来。”[③]《篆香庆寿开关》:“一颗印,交与你,三宝凭证。明路人,西方去,紧紧随身。”“有香板,为文契,交付与你。明路人,西方去,广种福田。”[④]都是为人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祈福的。

  第三,这张《冥途路引》简短的一叶纸中,涉及到了地狱十殿阎罗及西方的极乐世界,可知当时的做会,必定有讲经的活动,而且所讲的无非是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,烘托西方世界的美妙,有了这一纸合同凭证,就可以躲过地狱的灾难,躲过胎卵化湿四生,逢凶化吉,被阿弥陀佛接引至西天,这也可以从现存的两部明路会的宝卷得到印证。

  由此可知,至少在明代嘉靖时,靖江的做会讲经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。那么在做会时用于宣讲的宝卷,当也随之而产生。

  靖江讲经明代已经定型

  讲经宝卷大多是一代代口头传承的。从最早的讲述开始,一代代口头讲下去,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,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与语言,层递累积,形成现在的文本,所以一本宝卷里,有不同时代的词汇习语,明代的,清代的,近代的,现当代的都有,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的痕迹。这些有助于对靖江讲经的时代的断定。

  从现有的靖江宝卷的文本看,也可以证明靖江宝卷起源于明代中期以前。靖江宝卷中许多地方透露出明代讲经语言的信息。如《香山观世音宝卷》里的监斩官名叫“忽必烈”,这自然不是元世祖的名字,而是蒙古人一般的姓氏称谓。讲经者只是随手拈来这个前代习用的人名,这种称呼是讲经者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,信手拈来的,颇有一些下意识的成份。也只有在明代会拿前代外族人作为一个反讽的对象。宝卷中还留有许多明代讲经的痕迹。

  从宝卷中经常出现的历史名词,可以看出,靖江讲经中的许多程式和语言,在明代就已定型。比如宝卷中屡屡出现的“十三省”,这就是典型明代词汇。众所周知,中国的行省的划分,元代时除了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,在河南、浙江、湖广、陕西、甘肃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,简称“十一行省”。明代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,除南北两京直辖地区外,共有十三布政使司,而习惯上仍称行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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